初心 · 印迹
陈警众:东鳞西爪忆峥嵘
— 初心 · 印迹导语:百年初心历久弥坚,栉风沐雨笃定前行。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学校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,深入开展主题教育,弘扬伟大建党精神,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,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,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“初心·印迹”栏目,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,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。
陈警众(1927-2020),浙江吴兴人。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。1949年后,历任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工程师,上海电业管理局线路管理所所长,华东电业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,上海供电局局长,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,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上海分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。长期从事城市供用电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。2011年8月23日,陈警众在乐鱼kb体育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接受母校党史校史研究人员采访,讲述了童年与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抗日救亡种种人事见闻和社会活动,回忆了抗战期间如何攻坚克难考入在租界办学的交大,介绍了抗战胜利后沪、渝两地学生复员情况。
爱国救亡思想的启蒙
我生于1927年4月,过了8天左右,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爆发;我刚进小学读书时,正值1932年1月上海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“一·二八事变”发生;我进中学时又恰恰是日本人大规模入侵上海的“八一三事变”之际。可以说,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国家、民族内忧外患与社会动荡严重的背景下度过的。所以,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许多关于国家兴亡、抗日爱国的人事见闻,也目睹与听说过关于汉奸卖国的丑闻与民愤。比如1936年,我9岁的时候,还在读小学,鲁迅先生去世。送葬的殡仪馆是在上海的胶州路昌平路,我家当时住在现在的顺昌路,与殡仪馆相隔很远,我虽然也很想去,但是到不了现。荒茉诒ㄖ缴峡凑掌。当时,社会上很多民主人士、抗日志士都去给他送葬,队伍很长,实际上包含有抗日宣传的意义。从那时起,“抗日是英雄,汉奸是坏人”的思维判断就印在脑海中了。
等上了初中,关于“抗日光荣、汉奸可耻”的思想就更有印象了。记得在上海中学读初三的那一年,是1939年下半年,正值汪精卫叛国投日,成立伪政府之际。当时,上海中学有几个教师准备到汪伪政府去当官了,同学们知道后都骂他们汉奸教师。到了1940年上半年初三快毕业的时候,学校里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,叫“学生界救亡协会”,简称“学协”。这个组织发动学生掀起运动,反对汪伪政权。我当时也参加了学生运动,把教室的门窗都钉起来,不让一个教地理的汉奸教师进来上课,后来又把那些汉奸教师都赶出学校。那时我虽然只有13岁,但有些道理已经很明白了。如抗日是得到民心拥护的,做人要正派,有气节。
我读中学时,上海中学有个规定:初中到高中,本校不直升,也要重新通过考试。这种情况当时是很少的,为什么要这样呢?因为校方准备在重新考试过程中把反汪伪政权的激进分子删掉。其实,说白了就是排除掉“学协”组织中的成员。这是国民党政府借反汪伪的名义来反共的手段,他们认为反汪伪的激进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与操纵的。记得当时我们班上就剔除了好几个同学,具体人名我忘记了。我开始还想不通,为什么反汪伪的同学就升不了学,他们的功课成绩还是很好的,不应该考不上的。后来进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才模:馐兜,这是跟政治内幕有关系的。
当时“学协”的同学大概看我还有些正义感,就让我也慢慢接触进步组织。从高一开始,他们就借书给我看,主要有三方面的书:一是美国共产党员辛克莱写的揭露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《石油王》《汽车王》,还有专门揭露黑奴制度的书籍。二是邹韬奋的《萍踪寄语》《萍踪忆语》,主要从记者的角度写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。我那时只是觉得很新鲜,里面的真正含义并不太懂。我还看了一本书,是别人不太看的,叫《形式逻辑》。为什么看这本书呢?因为从中学开始,我对数学、物理比较喜欢,觉得这两门课逻辑严密。
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《萍踪寄语》初集
由于时代的缘故,我经历了很多关于抗日救亡的人事见闻和社会活动,再加上学生时代在思想理论方面容易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。可以说,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,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意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,但还不是很成熟,毕竟只有十五六岁,还是不太懂。但是如果要问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入党救国,其实,许多想法早在源头上就一点点地积累起来了,当时没有感觉,现在回想,的确如此。
破难攻坚入交大
在我读高中的年代,上海有两所中学的升学目标基本上都锁定交大的。一所是我们上海中学,另一所就是南洋模范中学。我从上中读高一开始,学校就明确讲,上海中学第一升学目标就是交大。当时交大每年的生源有50%以上是来自这两所中学。这两所学校相互竞争相当厉害,厉害到什么程度呢?已经不仅仅是比谁考上交大学生数量的多少了,而主要是比第一名有多少。应该说,两所学校不相上下,互有胜负。当然,两校同学中也有考清华的,但相对很少。因为当时在我们看来,清华带有留学预备班的性质,出来后主要是留学美国的,不是培养工科人才毕业后去工作的,即使有留学公费名额,也是竞争激烈。一般来说,上海的贫苦学生要想读理工方向的很少去清华,一般都选择进交大。而且,我们那时考交大的人都是奔着工科去的,考理学院的比较少,因为理学院毕业后工作不好找,很多都是当教师,留校的都不多,都是去中学任教的。因此,交大那时学工科与学理科的人数是严重失衡的。
我读高一时就把升学目标锁定交大,而且明确为电机系。因为那时已经知道电气化是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,而且列宁讲过,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。但是,众所周知,交大是相当难考的,考试题目要比现在高考难得多。我记得当时物理考试考三个小时,总共三道题。假如你之前没做过大量难题怪题,可能连题目都不容易看懂;如果你比较熟练的话,大概能做完一道半,算是非:昧。我大概做完二道半。成绩算可以的。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题目是:一个半球,中间空的,像碗一样,半球中间放置四个小球,四个小球上面再顶一个小球。已知小球半径是大碗半径的四分之一,就这么一条数据。现在用手指把碗轻轻推一下,五个小球和大球都晃动起来,要求分别写出运动轨迹的方程式,不考虑摩擦力。这个题目是三道题中最难的一道,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做了,但印象非常深。至于语文、英语考试,则难度更高,具体题目记不清了,大概是将一篇古文翻译成英文。这就是老交大传统中“起点高、门槛高”的典型表现。
交通大学1943年度电机工程系新生入学名册(左五列为陈警众)
我进交大时是1943年,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年,交大正借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上课。1941年的时候,交大是借着震旦大学的部分校舍,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底,震旦的房子不借给交大了。因为法国人已经投降德国了,日本人把法国人看成同盟关系,法国完全听日本的话。所以,交大就借不了震旦的房子了。记得我们在中华学艺社上课时,教室很紧张,我们上完一节课,就得把教室让出来,跑到马路上去等,等下一节课教室空出来了,再进去上课,跟打游击战一样。那时外地来的学生根本没法安排住宿,只能自己想办法投亲靠友。如果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,一般不会来交大读书的。
因为第一名的成绩,我自然成为班长。当时我年龄算小的,不知道怎么当班长。后来想了个办法,我一家一家地上门跟同学们交往,了解情况。现在看来,还是打了一定的群众基础。其次,在交大当班干部必须坚持功课优秀,成绩好是别人衡量你的第一标准。大一读了一个学期以后,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补考,其他人都有补考的情况,一半不到的人要补考两到三门的功课。我也从中得到鞭策,此后更注重自己的成绩,也只有成绩一直保持前列,才能连任班长,同学们才会服你敬你。
再次,当班长必须要热心,乐于帮助别人。这里举一个例子。大二年级初期,我们班来了个新同学,叫吴增亮。他本来是1946届的,比我高一级,为什么会留到我们班里呢?可能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。那时,我在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了。吴增亮一到我们班以后,就发展我入党,成为我的介绍人。当时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叫徐康,后来到了解放区,更名叫洪民光,也是这时候入党的。所以,到1944年底1945年初,我们班上3名党员就组成一个党小组,继续发展其他同学入党。
在三人党小组中间,吴增亮与徐康学习基础相对差些,每逢考试前,我都要帮他们准备考试,就在徐康家里复习。徐康的姐姐也是一名地下党员,给我们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,我们都是吃了晚饭才去的。这时恰值1944—1945年抗战期间上海最困难的时候。一户人家,不管住多少人,一个月只能用几度电,电用过头就会被拉电闸的。我们每次去徐康家时,周围电灯都熄掉了,我们就在油灯下面复习备考。小考一般都不用准备,主要应付一个学期两次的中考,一次大考。当时不仅用煤紧张,油也很紧张,都是固定配给的。后来,我们想了一个办法,就是温习功课用三根灯草,温习完了,11点多开三人党小组会议,用一根灯草。现在回想起来,也蛮有乐趣的。
陈警众与母校校史采访人员合影(左为盛懿,右为胡端)
沪、渝两部学生的融合
1945年抗战结束后,交大重庆部分的师生复员回上海徐家汇,跟交大上海部分(简称“交大沪校”)的同学会合后,发生了一些摩擦与矛盾。首先就是沪校学生被国民党政府说成是“伪学生”,要进行“甄审”。记得是1945年9月17日前后教育部发来的通令,不承认我们是正宗的交大学生。当时大家非常气愤,感觉又像是来了个“九一八”。当时,教育部认为交大沪校学生都在沦陷区,所以把我们当作亡国奴,甚至是汉奸。大家首先感觉是人格受辱,其次就是学籍丧失。那怎么办呢?只有自发地起来抗议请愿。这件事对于交大重庆部分学生来说,助长了他们的气势。因为他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,现在复员到上海,好像觉得自己是胜利者,是正宗的交大,大有来接收“伪交大”的味道在里面。其实,这种分裂的倾向,就是国民党挑拨出来的。虽然口头上没说出来,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,而且在行动上也有所反映。
2012年5月,交大部分地下党老同志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合影(后排左四为陈警众)
其次,沪、渝两部的学生自治会分别由中共地下党员与国民党三青团员掌握。上海部分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周寿昌,我是自治会委员、学术部部长,风气很正。重庆部分学生自治会的学术部长叫丁慧凡,就是后来1947年5月在老图书馆被批斗的学生特务。据说他在校三年,没有一门成绩及格,照样做学术部长,因为他是三青团的。我曾经跟他打过交道,一起商议邀请民主人士来校演讲,但我们的意见有分歧。我提议请马叙伦,他却要请王云五,王云五当时是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,掌管经济大权,完全是帮国民党讲话的,这是很明显的例子。
当时学校对两部分同学的管理政策也容易产生矛盾冲突,具体表现为:第一是宿舍问题。重庆来的同学,学校保证有住宿;上海的学生,学校全部不管。因为沪校学生是被编入上海临时大学的,交大没有责任与义务管。那为什么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那批学生能够安排住宿呢?因为这是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,要把中央大学的几个系并到上海的临时大学,所以校方必须负责帮他们找借住的房子,这样就借宿到徐汇中学去了。至于从上海别的学校转来读书的,也不管住宿,我们上海本地学生就更不管我们了。第二是上课问题。当时临大的学生不许坐在前面,只能坐在后排。我们班上有好几个是三青团的学生,他们要严格执行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。不管是阶梯教室,还是一般教室,我们上海部分的学生都坐在后头。“临大”结束后一段时间内,对我们的这种歧视还是存在的。后来,我们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,才逐渐消除了两部分的分裂。
关于住宿方面,我还想讲个小故事。我们当时为了要开展地下工作,必须要找到住的地方,想了一个办法。当时的上海临时大学除了交大外,还包括上海医学院、德国医学院、雷士德工学院、上海商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。我们后来就找到上海医学院,住宿在中山医院。那里有两个房间是空的,谁都不愿意去。蛭窃谔郊涞穆ド。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就进去住了,差不多有近十个人。那里没床的,晚上还没电,而且对面一间大房子里还停着六具日本兵的尸体,是给医学院学生解剖用的。但我们几个人胆子都还挺大,晚上点着蜡烛开夜车,甚至看见骷髅头,都没有什么害怕的。住在太平间楼上的那段日子,我们早晨都是同进同出,主要考虑到一是联络感情,二是保证安全。
过了半年多以后,上海临时大学撤销了,我们跟上海医学院也就没有关系了,就搬出来了。这时,有些同学又没地方住了。如当时机械系有个叫马国良的,就住到上院的钟楼里面,我们都叫他“钟楼怪人”,取意电影《巴黎圣母院》里面的“怪人”卡西莫多。因为这个电影当时在上海放映时,不叫《巴黎圣母院》,就叫《钟楼怪人》。而这个地方后来也成为我们开展地下工作的据点。
2006年6月27日,陈警众(前排左四)出席乐鱼kb体育庆祝建党85周年座谈会